左倾的核心问题是“超越历史阶段”。它的表现是急躁冒进、脱离实际，把理想当现实，用狂热取代理智。党史上最著名的左倾错误，就是王明、博古等人的“左倾教条主义”。
1931年到1934年间，以王明、博古为代表的“左”倾教条主义者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。他们死记硬背俄国革命的经验，照搬照抄书本上的理论，不顾中国的国情，大肆推行一系列极其激进的政策。在军事上，他们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起，排斥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，命令弱小的红军与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、正规战，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；在白区工作中，他们要求地下党组织盲目冒险，组织飞行集会、公开示威，导致地下党组织被大面积破坏；在苏区内部，他们大搞肃反扩大化，大量忠诚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被当作“AB团”“改组派”错抓错杀，红军的力量被严重削弱。
最惨痛的教训就是第五次反“围剿”。在“左”倾军事路线的指挥下，红军放弃了自己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，硬碰硬地去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。结果，中央苏区全部丧失，红军被迫撤离经营多年的根据地，踏上了漫漫长征路。出发时，中央红军有八万六千人，湘江一战后只剩下三万余人。长征途中的这段惨痛经历，成为“左”倾路线代价最沉重的注脚。左倾，就是“盲目冒进”。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干条件不成熟的事，结果把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全部赔光。
那么，“左”和右，到底哪个更危险？党史用血的教训给出了答案——都危险。右倾会让革命在妥协退让中失去主动权，把革命成果拱手让人；左倾会让革命在盲目冒进中撞得头破血流，把革命力量消耗殆尽。它们就像道路两旁的深沟，无论是掉进左边还是右边，都会车毁人亡。
1935年1月，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，中共中央终于彻底批判了“左”倾军事路线的错误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。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己的问题。从那以后，“左”和右的错误虽然仍时有发生，但党已经学会了在两条战线作战——既反右，也反左；既反对保守落后，也反对急躁冒进。
毛泽东后来用一句话精辟地总结了“左”和右的本质：“事物在空间、时间中运动着。右倾是落在时代后面，左倾是超越了时代。”抗战时期，他在延安写下了《实践论》和《矛盾论》，从哲学上彻底清理了“左”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。他反复强调四个字：实事求是。这四个字，就是“左”和右的解药。
回头看去，“左”和右的教训贯穿了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全部历程。每一次错误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但每一次也都让党变得更加清醒和成熟。从陈独秀的右到王明的左，从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到长征的胜利，党在实践中一步步找到了正确的方向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